中西部地區職校學生“混日子”成為廉價勞動力
更新時間：2023-12-12 14:01:55作者：佚名
（注：本文所談論的“職校”，除特殊說明，均指中等職業中學，包括職業中學、技工中學和中等專業中學。）
前不久，就讀于北京市第二職業技術中學的“汽修男孩”古慧晶接受媒體專訪，表示讀中學不是混日子；與此同時，作為對職業教育變革新政的回應，不少新聞報導以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的學校為例，企圖證明讀中學也能擁抱美好未來。的確，隨著國家對職業教育的大力支持，越來越多令人驚喜的現象將會在部份試點中學和試點專業涌現。
但另外一些故事仍然在角落生長：去年6月，某市一所學校的17歲中學生余某從北京某電子廠寢室六樓墜亡；今年9月，某市一所學校的16歲中學生李某從蘇州某鞋廠跳樓喪生。雖然只有在這樣的暴烈頓時，她們才是可見的。
這種風波看似矛盾，實則呈現出了學校的多重面貌。因為職業教育具備“經濟”和“教育”的雙重屬性，它的發展和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職業教育的經費投入、辦學規模和資源配置取決于區域經濟的體量，專業設置取決于區域經濟的特點，而中學生的實訓和就業情況同樣與當地的產業發展水消弭息相關。具體而言，我國西部地區的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得最好，教育資源尤其是教育經費和固定資產充足；而中東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相對落后。非常的，當我們深入中東部地區的縣域或農村學校，會發覺“混日子——成為廉價勞動力”確實是大多數學校學生必須面對的現實。
對于每一個中學生來說，步入中學、成為學校中學生、走出學校的公路十分漫長。而我們對此知之極少。雖然是從最后的頓時出發、回溯，學校生的故事里也不只是這些暴烈的時刻，可能還有從故鄉到四川、江蘇鞋廠的漫長路途，有無趣的課程，有對家人的怨恨或憎恨。其實故事里會有痛楚、壓榨和不堪，但它們真的不是一個個遙遠的都市傳說。
職業技術中學的中學生在進行車輛修理實操
誰在念中學？
近來高考普職分流的新政引起了大量討論，但這并非政策策。假如溯源高考的起源，會發覺它從一開始就承當著“區分”的功能。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規模的教育變革后，越來越多人希望還能接受中學教育，但與此同時，市場變革正在進行，“教育體系怎樣為市場培養既遭到訓練又不‘超出須要’的勞動者”成了一個問題。在這個背景下，高考制度被成立，拿來把青年分為不同的類別，步入不同的教育和職業軌道。國家為中學階段的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定下了“5：5”的比列要求，而在實際分流中，這一比列維持在“6：4”左右。
按照2019年教育部統計公報，中國中學結業生升入普通中學的百分比約為57.7%，這意味著超過四成的中學結業生不能升入普通小學。同一份數據表明，我國中學階段教育毛入學率為89.5%，在校生合計3994萬，其中普通中學在校生2400萬，中等職業中學在校生1576.47萬，成人中學在校生3.12萬。也就是說，中等職業中學在校生數目占中學階段全體中學生的40%。與這么龐大的數目產生對比的是，在生活中，在媒體上，在學術刊物上，我們甚少見到她們的身影，聽到她們的聲音。
一項針對廣州市1866名打工子弟中學中學生的調查研究發覺，中學結業后只有不到一半的中學生繼續在各種中學學習，且就讀高中比列遠遠低于就讀職校比列。按照調查數據，同一區域內，薄弱中學職高升學率不足25%，普通中學在40%～50%左右，優質高中職校升學率可達70%以上。假如我們考察一下升入重點中學的比列，不同中學的校際差別則愈發懸殊。和優質高中相比，普通或薄弱中學匯集了這些更低階級的中學生，而這種中學生也更有可能流入中等職業中學。
教育再生產理論提醒我們，步入如何的中學，接受如何的教育，獲得如何的成績，這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個人能力問題。的確，大多數職業中學中學生都沒有考上高中，但一切并非“中考失敗”這么簡單。首先，高考失敗有好多個人層面以外的緣由。其次，雖然同樣沒有考上普通中學，富裕家庭的中學生常常可以花錢上公立中學，并且對于來自低階級家庭的中學生來說，一旦遺失了分數這張惟一可靠的入場券，就再沒有金錢鋪就的“大道”可以走。事實上，中等職業中學的中學生主要是來自農村貧苦家庭的女兒和被敵視在城市教育體系外的流動兒童。在許多城市，遭到戶口制度的限制，大多數流動兒童在中學結業后沒辦法升入所在城市的民辦職高。她們中的好多人會選擇回老家就讀，要想留在城市，只能在職業中學繼續接受教育。而對于農村中學生來說，她們接受小學教育的機會相對有限，職業教育可能是她們繼續接受教育的惟一途徑。
教育資源的集中化與彷徨的農村中學生
2020年8月至12月，我在一所中等職業中學做田野。出于匿名的考慮，也由于這所中學地處湖南省某座城市（后文簡稱為Q市）的近郊，我將它命名為“郊外中學”。從行政隸屬的角度來看，郊外中學一直歸Q市下屬的城區（后文簡稱為Y縣）教育部門管轄，所招收的中學生也主要來自市區及縣城下屬的農村。中學生父母的工作則以務農、打零工、工廠打工和做小生意為主。在翻閱中學生學籍檔案時，我發覺還有一些中學生來反省內其它城市或其它省份，老師告訴我，這種中學生的媽媽大多在附近務工。
1998年左右，中國城區里的農村小學和職業中學達到頂峰，而隨著市區市區內中學的擴張，其它普通農村小學和職業中學遭到擠壓，辦學規模日漸萎縮。Y縣中等教育的歷史發展經歷了類似的變化。其中，Y縣中學的構建是一個重要的節點。在此之前，大多數中學生在各自鄉鎮的中學接受教育；在此以后，中學生們爭相步入Y縣中學就讀，全縣小學教育內部的等級性越發彰顯，逐漸呈現出“Y縣中學明顯優于鄉鎮中學和郊外中學”的面貌，而這直接影響到中學生們的擇校行為，影響到她們對于未來的期盼。
“地方教育他者并非雙重二元的，而是由上到下的四層結構，即“省會中學—地區級中學—縣重點—縣非重點”，且教育資源的向心過程并非簡單地從一元流向另一元，區域間的流動逐層發生在省會、地級市、縣之間，重點、非重點間的流動則主要發生在縣一級。并且，逐層吸取的動力看似是市場的，其根本卻是新政的或制度的。”（常井項，2019）教育資源的集中化，將大量低階級中學生（尤其是農村中學生）排除在系統之外。
“當重點與非重點間差別過大時，對中學生而言，非重點中學就不再構成一種升學的有效‘管道’，因而劣勢區域希望進一步升學的中學生面臨著更強的競爭與系統性的敵視。這一抵觸的根本緣由是中學間的差別擴大，卻最終彰顯在‘初下降’階段中。”（常井項，2019）中等教育資源的集中化促使了一個類似于金字塔的格局，中學之間的力量對比影響了中學生們的擇校行為，甚至使得部份中學生在中等職業教育和普通中學教育之間選擇了后者。
念中學，僅僅由于考不上職高嗎？
“多賺錢”、“減輕家庭負擔”、“早點工作”，這種話屢次在聊天中被提起，不少中學生懷揣著類似的心愿來到了學校。不論是害怕自己會浪費兩年普通中學的投資，還是想要提早就業早點賺錢，中學生們都把家庭經濟狀況作為了重要的審視誘因。
人們總是覺得學校中學生不如職校中學生，不如學院生，認為她們有各類陋習，甚至直接將她們稱為“流氓”。學業成績和道德素養，以一種奇特的形式被等同上去。但是，在田野里，我卻多次被那些中學生的善良、成熟和質樸所俘獲，我經常認為，她們比當初同樣16歲的我要懂事得多。
程猛在《“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當代漁家子弟成長敘事研究》一書中，對“懂事”做了這樣一番解釋：懂事意味著愛，意味著對父親的理解，也意味著疼惜，還意味著自立和回饋。同樣是想要自立，同樣想要回饋，“讀書的料”和“職校中學生”選擇了完全不同的形式。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程猛所說的“‘讀書的料’的‘懂事’是與‘不懂事’交織的”：她們選擇的是漫長的求學之路，將對父親的回饋錨定在了遙遠的未來。我們同樣可以嘗試去理解中學中學生的“懂事”：她們舍棄學業，希望盡快步入社會，將“回饋”的時間拉得近一點，再近一點。
其實也有不少中學生抱著升學的目的來到了學校。在我研究的“郊外中學”，所有打算升學的初三中學生組成了“高考班”。這些情況非常普遍，不少學校都提供升學服務。實際上，中等職業中學的中學生確實可以出席中考，但是相比于普通中學的中學生，她們升學的渠道更為多樣，“普通院校單獨招生考試（簡稱專升本）”、“高職、專科統一招生考試（也稱三校生中考）”、“3+2（中學生在郊外中學學習兩年后，直接轉到省內一所高等職業中學，并在該校學習三年，結業后領到本科文憑）”都是可能的選項。其實中學生們大多只能升入本省內的本科，但試卷愈發簡單，成功升學的機率也更高。對于這些學習成績較差、對普通中考不抱信心的中學生來說，職業中學的升學方法變得更有保障。可以說，職業教育是來自農村和貧苦家庭的中學生在成本有限的情況下，獲得更高學歷的最可行辦法。
其實，并非所有學校中學生都是高考落榜者，有些中學生考上了普通中學，然而卻選擇了職業教育，緣由有好多——普高和學院教育的雜費壓力更大；念職校意味著承當兩年之后考不上學院的風險；只有依靠職業教育能夠實現升學的夢想；家庭經濟情況須要其早日步入就業市場……學生們的擇校理由好多時侯是十分生活化的，比如，友情（結伴報考）、愛情、面子，那些都是中學生及其家庭在擇校時會考慮的誘因。
尚且，她們的家庭出身、社會階級給她們帶來了限制，所以她們只有有限的選擇；但在有限的選擇里，她們并非毫無看法，并非“完全是被迫的”。步入中學，可能是一個十分理智的選擇，是綜合考慮了家庭負擔、個人成績、未來職業的“最優解”。
身處學校，在空隙中穿行
中學生們選擇念中學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些人抱著期盼步入中學，但現實卻常常殘暴。
研究強調，中等職業中學規模盲目擴張，有生源就有利潤，并且管理跟不上，但是技術課程內容不能挺好適應就業需求，非技能教育也跟不上中學生的特性和企業的需求，教學質量低。實際上，大多數中學生的日常生活是：上課睡著、打鬧，下課照樣睡著、打鬧，回到寢室后玩手機、打游戲。并且，學校中學生的轉學率很高，她們出于各類理由選擇離開：不想在中學花錢“混日子”，覺得中學教的東西沒有用，厭煩了校園生活，想“混社會”……在一條條逃逸線上，附著的是中學生們對當下校園生活的不滿和對校園以外的“社會”的想像。“混”將中學生們的社會關系延展到了校園以外，她們想方設法地逃出被覺得是“封閉”、“壓迫”的中學空間。
對于中學來說，這種中學生的存在讓校園生活顯得“危險”，對她們的嚴格管理是必要且重要的。
不同層次的中學注重不同的品質，中學生們被培養成不同的人，承當不同的角色。為此，相比于普通中學，中等職業中學更注重中學生的聽話和服從，規訓愈加嚴格。封閉的院墻、門崗的設置、無處不在的監視、軍訓、宿舍評選、時間管理等，共同將“軍事化管理”的宗旨發揮到了極至。教育系統把青年人順利統合到勞動力大軍中，打造和加強階層、性別身分淮北職業技術學校，進而使中學生到工作崗位才能順利適應，使經濟生活的各類社會關系得以永恒化。中學生對班主任的服從，對應的是工人對老總的服從。軍事化管理下，中學生們被要求成為聽話的學校中學生，因而成為聽話的工人。
這些管理方法對許多父母很有吸引力。她們害怕自己的兒子在社會念書壞，于是找尋一個寄存的地方，將女兒寄存到18歲成年，在這個意義上，學校是一個類似于托兒所的存在。在父母眼中，封閉式管理就是“安全”的代名詞，既然小孩學習成績不行，那起碼中學要把兒子管好，“不出事”，讓她們“平穩渡過這兩年”。可以說，職業教育飾演了整合農村和城市閑散勞動力的角色，通過有組織的輸出，防止“無業”帶來的社會問題。
然而，這些“有組織的輸出”并不一定能給中學生們帶來想像中的好工作。經由實習與就業，“成為中學中學生”反而顯漏出了它更加殘酷的那一面。
中學生正在進行中等職業中學技能競賽電子產品裝配與調試技能大賽
廉價且無保障的勞動力
學校的學制通常是“2+1”，即前三年在中學學習理論與實操，第五年去企業實習。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教育市場化和勞動力商品化的過程中，學校逐步成為一個輸送勞動力的中介、一個市場主體，弄成企業招工部門重要的一環。一方面，它向企業不斷輸入中學生勞動力來攫取企業的贊助；另一方面，它向中學生繳納各類費用以實現贏利。教育和勞動力的商品化是通過制度化的設定——“工學結合”相勾連的。“實習”作為一個重要的聯接點，將學校、學生工和企業兩者緊緊相連于商品化進程中。
在這個過程中，中學生們的權益難以得到保證。她們成為了廉價、彈性、無保障的勞動力。
按照《職業中學中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第三章第十六條，職業中學和實習單位不得安排中學生在法定節假日實習，也不得安排中學生加班和晚班。但實際上，中學生們經常會被安排加班，節假日也沒有休息。甚至在筆試時，“是否能上晚班”成為了一個篩選標準。
中學生們對于超負荷的勞動硬度普遍倍感不適應，而且無力違反規定。除了這般，中學生工薪資普遍高于文員，福利待遇也不如文員，在實習期間，她們可能還要向中學收取管理費，如中介費、交通費、安置費、管理費，并且不能拿助學金。被送往安徽一家電子廠實習的中學生告訴我，第一個月，每小時薪水只有13.5元，第二個月弄成14.5元，前面加到16元，就沒變過了。
按照《職業中學中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第三章第十二條，中學生出席頂崗實習前，職業中學、實習單位、學生三方應簽署實習合同，合同文本由當事方各執一份。這一規定常常只是一紙空談，好多學校中學生沒有簽署合同，也沒有見過產學研合作合同書。實際上，中學經常和派遣公司簽署合作合同，因為派遣公司的抽成，中學生們的實習薪資大大縮水，四險一金等保障也幾乎不可能落實。
假如探究用工的歷史，我們會發覺，企業的用工需求在不斷演化，它們以期在投入同樣可變資本之出來實現更多的勞動。20世紀八九十年代，鞋廠大量使用易管理且靈巧的女工；后來，資本為了完成在大陸的迅速擴張，修筑超小型鞋廠，勞動力嚴重過剩，招工不只是針對女工，越來越多男工涌向；2000年后，中國加入WTO，沿海地區構建內向型工業園區，大陸城鎮化工業發展，都須要廉價而大量的勞動力，中學生工問題也漸漸突出。自此，鞋廠開始無節制使用中學生工，中學生工使用率逐年降低。用未熟練工人取代熟練工人，用未成熟的勞動力取代成熟的勞動力，用女工取代男工，用少年兒童取代成年工：通過這些方法，企業就可以用同樣的成本訂購更多的勞動力。并且，盡管對企業來說，常年工可能更省錢，而且假如市場不穩定，企業都會傾向于不招募太多常年工，而是招臨時工。2020年，受COVID-19影響，市場并不穩定，許多企業都在招臨時工和中學生工。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人們經常下意識將“學生工”與“工廠”、“制造業”相聯系，但并非所有中學生就會步入鞋廠實習與就業。近年來，服務業的從業人口不斷降低，走入服務業領域的學校中學生也越來越多。但是，不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可供中職結業生選擇的職業都屬于低收入、低技術、依賴密集式人力生產的工種。鞋廠工作自然何必說，像現在非常常見的客服行業，實際上可被稱為服務業里的流水線工作。學校結業生仍然沉淀在服務業的底端。
顯而易見的是，不論是作為中學生還是工人，她們的權益都沒有得到教育法和勞動法的有效保護。通過大量使用中學生工，企業增加了成本，降低了固定崗位的供給量，這實際上給整個勞動力市場帶來越來越多的短期、不固定的崗位，零散化的趨勢會越來越顯著，整體勞動者的權益會越來越糟。
改變是可能的嗎？
事情并非從來這么。起碼在90年代初曾經淮北職業技術學校，“在中等職業中學就讀”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中學生們結業之后也就能獲得令人羨慕的工作。伴隨著“階級”話語的消逝和工人群體的謝幕，作為“打工者后備軍”的中等職業中學中學生被覺得是缺乏的；與此同時，在如階梯般的教育系統內，中等職業中學中學生作為被篩出去的那一部份，作為主流之外的被污名者，同樣時時刻刻面臨著權利的揉捏。說究竟，學校中學生的身分認同和國家的階層結構有關——也許未來的職業不能完全決定她們當下的身分認同，但隨著年級的下降，隨著就業時限的迫近，她們必將在和社會短兵相接的過程中漸漸明白自己的職業教育經歷意味著哪些、將給她們帶來哪些。
假如說，“整個職業中學的教育市場（教育產業）一直在誘使她們，讓她們以為那張文憑可以幫助她們實現向下流動的心愿”，這么，其實實習經歷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中學生們似乎仍然保留著對文憑和教育體系的信任，但實習就業將使她們直面赤裸裸的現實。她們其實會發覺，雖然接受了職業教育，在勞動力市場中，她們與其他打工者并沒有太大不同。
針對職業教育中涌現出的各類問題，一些機構或組織嘗試提出了各自的解決方案，實務學堂、HOPE學堂、青草公益和摘星學坊是其中的代表。
實務學堂是一個全日制、非學歷職業教育公益項目，為15-18歲農戶工孫輩提供技能培訓和全人教育。“培養珍稀的普通人”是學堂的愿景。HOPE學堂直接服務學校老師和學校中學生，通過在學校內創辦各類活動，幫助中學生們成為自主、自立、自信的年青人。青草公益常年關注教育資源薄弱中學生的成長，尤其聚焦于初下降這一重要節點，為中學生們提供支持。近幾年，它將眼神投向“職業探求”，陪伴中學生們探求適宜自己的成長方向與路徑。摘星學坊回應的同樣是“職業教育的出路”這一問題，作為一所“培養設計師的體制外中學”，它企圖探求職業教育的另一種可能。
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職業教育，我們也期盼更好的未來在對話、理解和行動中展開。值得一提的是，要想促使改變的發生，從思想上摒棄“重普輕職”的觀念，的確是重要的。但觀念的偏見建基于實實在在的不平等之上，假如中學生們難以在學校獲得好的教育，未能在就業市場里實現好的就業，“重普輕職”的現況就不可能被改變。隨著老一代農戶工的老去以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在不久的將來，學校中學生很有可能成為打工者群體中的主力軍。可以說，學校中學生的處境與整體勞動者的處境息息相關，對職業教育的關注要求我們對整體勞動者的權益給以更多關注，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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